導語
國家教育政策伴隨著教育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一種名為“對分課堂”的教學模式悄然興起。如今，“對分課堂”迅速走進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教室。目前“對分課堂”已經覆蓋了全國上千所高校，成為與“慕課”、“翻轉課堂”等新教改模式相提并論的熱門話題。
本期的專家慧談欄目很榮幸地邀請到了“對分課堂”創始人張學新教授為我們詳細解讀全新的教學模式——“對分課堂“。張教授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耶魯大學博士后，現任復旦大學心理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在心理學、腦科學和認識神經學等領域有著卓越建樹。
Q1：對分課堂和其他課堂教學模式最本質的區別是什么？ 對分課堂的顯著特點是什么？
張：對分課堂形式上把課堂時間一分為二，一半（一部分）留給教師講授，另一半（另一部分）留給學生進行討論，實質上在講授和討論之間引入一個心理學的內化環節，讓學生對講授內容進行吸收之后，有備而來參與討論。
張教授介紹對分課堂
對分是講授與討論的有機整合，不是簡單的講授+討論，不同于講練結合、精講多練、合作學習、翻轉課堂、自主課堂、高效課堂、項目化教學、PBL、案例教學，它是全新的教學模式，從如何教到如何學、從作業布置、課堂管理和效果評價，與傳統教學都有根本性變革。最本質的特點是對分課堂是一個集大成者；其他的教學模式都各有一些優點。目前，沒有一個教學模式可以像對分課堂這樣，吸取眾多課堂模式的優點，剔除當中不適合我國本土的成分，達到一種精致的平衡狀態。
Q2：我們在網上看到一些老師或是學者拿您的對分課堂和慕課翻轉課堂作對比，有擁護的也有批判的。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張：首先，愿意去學習、了解并嘗試教學改革的老師，總是好老師；不管從什么角度、應用怎樣的方法去嘗試都是好老師；好過一成不變，用死方法、老方法的要強。但這并不意味著，翻轉課堂、慕課和對分課堂這三者都是同樣的有價值，同樣的都可以走的遠，我們也無需去判斷，我們要看哪個模式在中國的發展更好。翻轉課堂提倡先學后教，這是與對分課堂思路不同的，對分有理論依據認為先教后學才是符合學生學習規律的。 不強求、不辯論，一同去探索。
Q3：教師應該是引導者、促進者、組織者、支持者、這跟傳統人們認為的教師的職責是不同的，這是為什么呢？
張：對分課堂的核心理念是權責對分， 權利和責任是綁定的，在過去，教師和學生之間是管教者與被管教者的對立關系，學生需要達到教師的標準。如今，教師把知識作為客觀的建構呈現出來，與學生一起理解、欣賞、批判與改進。通釋放學生的個性，學生承擔自己學習的責任，教師也同樣可以獲得個性化發展。陶行知先生說：“先生之最大的快樂，是創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學生”“功遂身退”通過成就學生來成就自己，才是做教師最理想的境界。
Q4：對分課堂提倡重新定位師生關系，激發學生學習的自主性，這和我們青鹿研討型智慧教室的理論基礎是一致的，能否通過心理學來解釋討論這個環節在激發學生自主學習過程中發揮的作用？
張：討論是屬于社會建構的一部分；建構主義包括兩個部分：個人建構和社會建構。 我們可以把學知識比喻成了解一個建筑。不同的同學從不同的角度去看這個建筑，會產生不同的反饋， 討論就是把不同角度看建筑的感想匯聚在一起，知識框架的內容就會更加豐富，更有價值。
相比之下，個人單一的視角會出現不全面、不準確的現象，討論的過程即是一個激發思維的過程、碰撞出靈感的過程，這是多人帶來的知識建構的過程，討論部分就是社會建構的部分。
Q5：在整個對分教學中，作業布置和課后復習發揮怎樣的作用？
張：因為教學屬于傳遞學生一種技能，作業和復習是一個自我內化的過程。老師的講授起到一個示范的作用，老師示范完之后，學生需要通過實踐才能真正理解老師想傳遞的內容；聽講只達到了了解的效果，學生想熟練運用則需要內化的過程，需要自己獨立思考、體會。不布置作業，學習是達不到效果的。內容需要緊緊扣住教師講授的內容，包括兩部分，一個是對教師講授內容的重復， 一部分是對內容難度的提升，讓學生可以舉一反三。
Q6：對分提出懸置正誤評判，這是出于什么考慮？
張：原來是老師收作業、批作業，正確答案告訴學生，讓學生自己去改。而真正的討論是基于雙方都不知道正確答案的時候，這可以保證討論觀點的真實性，學生參與小組討論并合作解決， 小組無法解決的情況下再尋求老師幫助。相比之下，如果老師直接指出正確答案是什么，會終止學生探討的積極性。
另外，對分不要求學生一定作對；學生只有暴露不足，才能成長。這就好比領導管理員工，領導給員工布置一份具有挑戰性的工作，如果只是簡單就可以做的很好的工作，是幫不到員工的；所以，懸置正誤判斷觸及了中國教育最基本的一個誤區， 就是給出標準答案，追求正確與否不利于孩子真正的探索。 回到管理層面，如果領導要求員工必須把業務開拓成功，員工就會過于保守、不敢冒險。
Q7：最初，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讀博，耶魯大學讀博士后，可以說是達到金字塔的頂端，為什么要回國投身到推進教育改革的事業中，為此還要經常奔波于全國各地去講座、培訓，您的初衷是什么？
張：首先，出于自身對學術研究的熱愛，希望自己能在學術上取得突破，所以，最初的考慮是把學術研究放在首位。在美國就讀心理學，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后，最終決定把語言研究作為主要研究方向，選擇回到香港從事語言研究。從2006到2008兩年間，在香港一邊做研究、一邊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這期間，通過新的心理學研究儀器確立腦電波N200這一重要發現，提出了漢字拼義理論。其次，一直在尋找能夠對祖國貢獻一份力量的機會，隨著對國內高考改革和學術期刊出版模式的持續關注，倡導公評審稿方案來提高中文論文的學術地位；并根據心理學自適應測試理論，提出開放式海量高考的新思路。2014年，選擇來到復旦教學，決定改變以往傳統課堂沉悶的課堂氣氛，所以，在復旦第一次授課中，就嘗試使用對分課堂教學模式；同年10月，對分課堂教學就在全國范圍內迅速傳播，全國大量的老師希望加入學習對分課堂的行列，因此，亟需公布一套權威的理論基礎與實踐應用給到對分課堂的學習者。
于是，《對分課堂：中國教育的新智慧》于2017年出版，這本書涵蓋了對分課堂在不同學科的具體應用，以及對分課堂在高教和普教的應用，通過逐步深入的研究，才發現對分課堂其實比歐美的教學模式更加適合我國的教育。
Q8：回國工作后，在推廣對分課堂的過程中，您對國內教育不平衡的問題有怎樣的體會和感受？
張：地域不均衡還是存在，而且，依然很嚴重。那么對分課堂有沒有可能緩解這個問題？ 一定是有的。教育不均衡體現在地域的不均衡，比如東西部的差別，這種差別是因為，教育技術、資源投入而人本身是沒有差距的。對分課堂可以用更簡單的教學方法，讓孩子們的潛力釋放出來，使得教育教學的效果更少的依賴于外在，更多依賴學生本身。
這樣教學效果一半取決于外在，一半取決于內在，這樣就減輕了學生對外界條件的依賴性，則會使我們的教育走向公平。教師資源有限的，老師在應用對分的過程可以得到自我提升，對孩子幫助會更大，東西整體則有望全部提升上來，原來也許東西部是60分和80分的差別，以后是80分和90分的差別，相對差距就降低了。 另外一個不均衡是指教室內部的不均衡，對分要求教師設置三個層次的內容，最基本的是要求后進生去學，學會，高難的問題讓尖子生去學，讓每個孩子都得到成功，真正做到不放棄任何一個學生。
Q9：您在過去的一兩年與高等教育出版社持續組織基于腦科學與學習科學的小學語文閱讀教學創新研討會，您為什么特別關注我國的語文教學？
張：2017年底開始跟華東高教社教師發展中心華東中心一起合作，深入開始思考語文教學，通過于國內王榮生、吳忠豪等三位國內頂級語文專家的探討，以及閱讀從語文教育的老先生葉圣陶的文章到近期專家們發表的相關文章，才了解到中國的語文教育情況是非常糟糕的。因為，其實語文的內容及其豐富：可以講詞句優美、講歷史故事，講藝術熏陶，還可以講人文和政治……隨便拿出來一點就可以講半天；那么，語文這門學科究竟應該教什么？ 所以，這一年，我們經過了幾次突破，高教社連著開了三次全國性的會議，每次會議都要做主題報告，通過腦科學和認知科學的基礎，這個問題才得到了解決。語文最最重要的是教生活智慧，每個人深處社會生活當中，都需要生活的智慧，家長教的有限就只能學校教，相比任何一個科目，只有語文是真正反映生活的全貌，反映生活的主體。因此，語文教育應該承擔起中國智慧教育的主要任務。 生活智慧從心理學和腦科學角度來講主要是指人的認知能力，認識世界的能力，即求真的思維和理性思維。語言則是構建理性思維的一個重要的載體。這樣語文教學基本面被解釋出來，進而構建了全新的語文教學模式
Q10：自2017年高考語文改革，考試形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對分課堂在未來高考改革中會起到怎樣的作用？
張：自2017年語文卷改革以后，給語文老師提出了一個難題，考試的題型已經不會再考課文了。整個試卷，課本背誦的部分只占6分，其他的全部是課外的。 當前的語文教學就是沒有強調分析能力的培養，有的還只是背誦的能力。 其實，高考已經捕捉到學習的基本規律，就是知識遷移，教A考B； 用A做例子來學東西，而生活給你提出的問題則是B，C，D……那么，對分恰巧是強調學用對分——教A練B的過程，在做作業的時候就是在接受新的考試，這個考的不好可以在小組討論中提升，討論更具新意的問題， 這樣才可以做好充分的準備應對新高考的能力要求。
本文來源：智慧課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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