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四川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食品安全问题持续发酵，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民以食为天，事件引起的争议、质疑和不安已经超出了教育界而蔓延到全社会。全国校园食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紧急督促地方和学校进一步加强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教育部门也在积极落实学校食品安全管理主体责任，鼓励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在厨房、配餐间等安装监控摄像装置。

　　显然，对校园食品安全的个案，人们需要的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真相以及理性冷静、合法合规的处置。但个案背后，更需要我们深思的是校园食品安全事件的预防问题。我们常常说，要守住校园食品安全的底线。底线思维或多或少地左右着我们思路、政策的方向。但底线难守，时不时偶发的事件仍刺激着人们不安的内心。虽然大多数时候，校园食品安全问题处理起来及时、合理、合法，但它所造成的伤害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来修复。而且，不幸的是，在这之后，食品安全事件仍会再一次发生，让家长担心，让学校战战兢兢，让监管层焦虑万分。久而久之，最终伤害了行政机构的公信力。

　　当然，我们在解决校园食品安全管理上也取得了很多经验。比如校长教师陪餐制、明厨亮灶等。国外也有不少优秀经验值得借鉴。比如，在澳大利亚一些人数较多的公立中小学，食堂中有家长作为义工志愿加入，家长天然会要求食堂提供更好更安全的放心食品。比如，日本注重食育，从小培养学生在食品安全上的鉴别能力。

　　但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水平和人们的期待落差较大，需要多方合力来改善。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落实校长(园长)负责制，切实规范食堂管理，加强学生食品安全教育，强化学校食品安全督导检查，严肃食品安全管理问责。教育部门和学校必须承担起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的责任。

　　但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校长责任大，而落实能力却可能受多种因素左右。比如，私立学校里的食品配送等可能更多由投资方来决定。在食品源头安全控制不完备的当下，基于价格优先的食品采购机制，可能会让校园食品安全存在更多风险。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在食品安全发展的进程中，校长主体责任是一个防守性的措施，我们应清晰地认识到这种措施的效果边界。比如，德国的经验是从源头上控制食品安全，通过检测剔除不合格的食材。虽然还存在其他风险，但这种前置的防线，让学校承担的风险大为降低，学校能够更专注地教书育人。

　　食品安全发展的阶段性决定着我们暂时无法像德国那样，做到从全社会层面上检测食材的安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可能优先检测校园使用食材等。在等待全社会食品安全达到理想的状态之前，校园食品安全如何实现困境突围，走出一条更快更好化解风险的道路，这是问题的关键。

　　要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回到一个基本的事实上来，即人们对校园食品安全有着异乎寻常的高期待值。无论从家庭来说，还是从国家和社会层面来说，学生都是未来和希望，他们的健康自然是天大的事。因此，底线思维指导下的作为可能无法满足人们的期待。关于校园食品安全高期待值的判断，应该成为我们反思校园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基点。这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全社会食品安全得到改善的进程中，我们是否应该用高标准回应高期待，校园食品安全有没有可能成为食品安全标准的探索者。

　　尽管没有明确地提出来，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层面正在不自觉地呼应着高标准的期待。例如，全国校园食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给2019年校园食品安全定下的硬指标之一，就是校园食品明厨亮灶的数量从50%提高到70%。这一指标有两个特征，一是提升的速度快，二是校园食品明厨亮灶的数量远远高于社会。这无疑表明了政府在校园食品安全问题上的决心和努力的方向。

　　当然，我们应该认识到，通常经济条件相对好的学校更容易实现明厨亮灶，而食品安全事件的一般规律是，没有条件的学校反而容易发生食品安全问题。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努力的方向，地方政府应该拿出相应的财政预算去支持那些更容易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的学校，支持他们进行安全食品的采购、厨房的升级改造等。

　　因此，优先化解没有条件的学校的食品安全风险，合力抬高校园食品安全的底线是我们必然的选择。食品安全，是管出来的。这意味着食品安全既需要严管又需要兜底。校园食品安全必须得到优先解决，其食品安全标准也要高于一般标准，对于那些有困难的学校，政府要有兜底保障，让校园成为全社会食品安全的高地，这应该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我们相信，校园食品安全能够为全社会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探索标准、规范和道路。这应该是我们校园食品安全建设的中国之路。(作者系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