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人们深深感受到了信息技术和网络经济的重要性。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多次部署，到资本市场的资金热捧;从“健康码”助力两手都要硬，到“云经济”火爆……其背后，“新基建”正成为最受舆论关注的概念之一。那么，“新基建”究竟“新”在哪里?与传统基建有什么区别?“新基建”为何获各方的高度重视? “新基建”是否能支撑起“稳增长”的重任?是否能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赋能?凡此种种，都值得深入探讨。

　　“新基建”不是“铁公基”，是数字经济的产业配套和引擎

　　如何为基于新信息技术的数字经济赋能升级提供长久的支撑和保障?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正是瞄准面向未来的新一代信息科技变革，助推信息经济和数字经济升级，为数字化供应链布局提供支撑。在其所涉及的领域中，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占主导。5G作为移动通信领域的重大变革，是当前“新基建”的领衔领域，不仅会带动信息、通信和技术(ICT)全产业链发展，还将加快通信、制造、能源、交通、商业以及民生行业朝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加速变革。

　　有人一谈到“新基建”，就将之和“铁公基”、2008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联系起来。其实，“新基建”并不是“铁公基”式的基建，不是依赖于大量的建设用地和钢铁水泥等，而是数字经济和信息经济时代的产业配套。早在2018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要推动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2020年1月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要“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推进智能、绿色制造”。有些地方在去年就开始布局5G网络设施建设，例如上海在2019年7月就开始实施《关于加快推进本市5G网络建设和应用的实施意见》，聚焦以5G为引领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加快布局基于5G技术的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创新。显然，从时间上来看，“新基建”的初衷是为抢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转型升级制高点创造基础条件的战略之举。

　　既发力“科技端”的供给侧改革，又针对新需求补短板

　　目前的“新基建”主要包含7大领域：5G基站建设、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

　　前四大领域是发力“科技端”的供给侧改革。5G技术不仅具有跨界融合属性，将新一代ICT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而且兼容或催生更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将破解制约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在信息传输、连接规模、通信质量上的瓶颈，提升制造业、服务业、民生领域的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水平。

　　后三大领域属于补齐基础设施领域的短板。早在2018年9月国家能源局就规划了12条特高压工程。一方面是为了解决我国能源供需的地域性失衡，中国80%以上的煤炭、水能、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地区，70%以上的电力消费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这也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基础条件。另一方面特高压正在与高铁、核电一起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新名片”加速“出海”，我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成10余条互联互通输电线路，我国是该领域唯一实现大规模投入商业运营的国家。中国轨道交通里程虽居世界第一，但人均城轨里程远低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将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纳入“新基建”旨在推进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发展模式不仅在土地、能源、基础设施的利用上更具效率，而且是消费主导经济增长和消费升级的主平台和动力源。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基础设施，这是典型的针对新产业和新需求的补短板措施。

　　现在一提到基建，有些人就会担心是否会带来债务等拖累后续经济增长的问题。客观来说，没有超前的信息网络设施建设，怎么去迎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的转型升级?怎么会形成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经济类基建质量在141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8位，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当然，“新基建”要吸取以前 “旧基建”中的教训，不能“一哄而上”和重复建设，防止过量投资带来的债务居高不下、金融风险和宏观经济波动。

　　“新基建”是“占先机”的产业项目，是新时代的精准投资

　　由于“新基建”的主体是新信息技术应用和数字经济的产业配套，其他一些基础设施的短板也是具有明显的产业配套特征，或者说，“新基建”是“占先机、补短板”的产业项目，是新时代的精准投资。特高压是中国制造的“新名片，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是适应城市群发展模式的需要，提升规模经济和要素集聚效应，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配套。因此，“新基建”具有鲜明的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效率原理。“新基建”项目单体投资体量相对于以往“铁公基”项目而言较小，投资主体不仅多元化，而且不会简单追求建设规模的最大化而获取收益，“新基建”项目获取利润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注重正外部性、规模经济效应等市场原则和产业布局的协调性和引领性。

　　“新基建”的“新”不只体现在领域上，而且在区域布局、投资主体、投资方式上都表现出“新”的特征。“新基建”注重规模效应，更加着重布局于人口日益集聚的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城市群。“新基建”兼具新的公共产品和新的产业引领功能，其投资主体和投资方式将更加多元化，鼓励各类资本参与，尤其是要积极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拓宽融资来源，发挥PPP等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的优势。在传统的“铁公基”基建领域，投资主体以政府投资为主，民间投资难以进入。“新基建”的主体是新信息技术应用和数字经济的产业配套，市场化投资占比较传统基建要大，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比传统基建也要高，因为“新基建”支撑的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数字经济，“旧基建”更多的是公共产品。因此，“新基建”将会通过更加丰富的市场手段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和运营。政府不仅要放开市场准入，对各类资本一视同仁，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而且要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产业规划布局等，通过分类管理，引导和支持市场有序运行。积极运用专项债、专项基金、PPP等模式，探索产权质押等多样化融资模式，发挥现有的创投引导资金、产业基金等作用，鼓励创业投资基金、私募基金等社会资本支持“新基建”。

　　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对世界数字经济发挥引领作用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带来困难和挑战，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变压力为动力、化危为机，大力推进实施“新基建”计划恰逢其时。在短期，通过刺激投资需求实现稳投资稳就业稳增长，对冲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据《中国5G经济报告2020》，我国5G产业的投资将有着高达6倍的产出溢出效应。当然，“新基建”的初衷更多的是中长期效应，激发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的新动能，消除新技术大范围应用和数字经济所需基础条件缺口，其兼备了短期拉动投资需求且长期构筑经济新动能的显著特征。

　　“新基建”已经按下“快进键”。目前各地密集公布了2020年重点投资计划，以“5G通信网络建设”为代表的“新基建”项目尤为亮眼。例如，上海首个5G产业园3月12日在浦东金桥开园，依托于5G等先进技术的新兴制造走上快车道。加之张江人工智能岛、上海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的相继崛起，上海的“5G+”产业蓬勃兴起。一边是“赋能”，华为上海研究所、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等国际ICT巨头把新一代信息全球最前沿技术嵌入先进制造业;另一边是“升级”，上海烟草机械、中微电子等相对传统行业的企业在工业场景中应用5G+AI实现转型升级;再另一边是“延伸”，5G+AI技术还加速向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服务业和民生行业延伸应用。据中国信通院预测，到2025年，我国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并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超过3.5万亿元。

　　面对世界的各种不确定性，“新基建”在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的同时，也将对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世界数字经济发挥引领作用。从需求侧， “新基建”有助于稳增长和稳就业，服务于消费升级，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从供给侧， “新基建”为迎接数字经济赋能升级，特别是抢占全球科技创新制高点创造基础条件。

　　(本文为沪苏浙皖“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重大问题研究”专项(2019CSJ012)的阶段性成果)

　　■殷德生(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