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減輕中小學教師不合理工作負擔，教育部有關負責人近日表示，中央深改委審核通過的《關于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進一步營造教育教學良好環境的若干意見》即將印發，“確保對中小學的督查檢查評比考核事項在現有基礎上減少50%以上并實行清單管理”。

　　讓中小學教師潛心教書、靜心育人

　　從給學生減負到給教師減負，這一教育減負政策的變化，反映出黨和國家對教育的高度重視，在回應民眾關切的同時，遵循教育規律，引導和規范學校教育主體責任不斷回歸。從學校教育的內部系統來說，它是“教育主管部門—學校—學生—教師”各要素共同構建的教育結構體系，施教者和受教者在教育實施過程中是一對直接作用關系，教師負擔過重，尤其是與教育教學無關的負擔過重，難免會對學生產生影響。有樂教，才有樂學。一位壓力山大、心情糟糕的教師，很難教出心情愉悅的學生。因此，教育減負不只是對學生減負，教師也需要減負。當然，減負減的是不合理、不規范、不必要的負擔，而非崗位職能和職業責任，也不是對職業道德、職業素養要求的放松。

　　學校教育的公益性決定了學校并非托管機構或者企業單位，教師并非全職保姆或者兼職父母，并不承擔全部責任和無限責任。我們的教育從來沒有忽視過教育對象，但如果不顧及學校和教師的承受力，勢必會造成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間正常教育關系的斷裂。“為孩子負責”，本無可厚非，但家長為了孩子就時刻緊盯不放，管理部門為了孩子動輒檢查督導，說到底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負責”。這種對教師的不信任、不放心，反倒是對教育的不負責任、對孩子的不負責任，表面上看是對教育教學秩序的負面影響，實質上是對教育制度和基本規范的挑戰。

　　教育有法亦有規，教師有法亦有規。科學的學校教育秩序，是以科學的制度說了算，亦如交通管理，交規在那里，人車自然各行其道，即便車水馬龍也能井然有序，即便有擁堵違章也能疏導有方。意見的出臺，與其說限制的是與教育無關的事權，不如說是對教育法規、制度的有效維護和保障。只有給教師清凈，還校園寧靜，方能讓教師堅守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初心，擔負立德樹人、教書育人的使命。

　　(作者閻巖，原載《光明日報》，有刪節)

　　為教師減負，“截流”與“賦權”并重

　　這是一則事關全國1100萬中小學教師的“暖新聞”。就在不久前，南京市宣布為全市10萬中小學教師做的十件實事中，有一條正是“最大限度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清理不必要的檢查評比，減少與教育教學不直接相關的社會性事務，讓廣大教師安心從教”。從國家到地方，為教師減負正在從理念共識加緊變成實踐行動。

　　教師的不合理負擔究竟來自哪里?據教育界人士反映，“大頭”出自一些政府部門和單位，它們往往習慣性地把自身工作通過各種方式延伸到校園。雖說這些“進校園”單個看來都有一定合理性，但疊加起來就有可能形成很大的負擔。更有甚者，有些“進校園”不光進了，還對學校提出了繁苛的檢查、評比、考核要求。學校為此還要專門準備一盒盒資料、一本本臺賬、一塊塊展板……這些工作其實和學校日常教育教學并沒有多少直接關系，卻牽扯進很大精力。

　　那么，學校能不能拒絕不合理的攤派任務?很難。首先，有的“進校園”本身就是在教育主管部門被動參與下聯合下達的硬任務，連教育主管部門都難以推掉，更別說最基層的中小學校。其次，教育部門自身開展的一些檢查、評比和考核，有時也會在數量上過濫、頻度上過密、類型上交叉，成為教師不合理負擔的重要來源。對此，中小學校就更難說“不”。再其次，由于轄區管理、加強共建等原因，中小學校所在的街道、社區以及一些社會組織，有時候也會給學校布置任務，學校往往也要認真對待。

　　以此觀之，教師不合理負擔過重，源頭主要來自校園之外，根子還是中小學校辦學自主權不足。解決之道，必須是“截流”與“賦權”并重，堅持實施“內外兼治”。一方面，要強化源頭治理，依靠制度管住那些習慣于伸向中小學校園的權力之手，把教師不合理負擔阻截于校園之外。另一方面，也需要擴大教育自主權，特別是中小學校的辦學自主權，讓廣大中小學校長對學校日常教育教學事務真正擁有應有的話語權，能夠直接對外來不合理負擔說“不”。

　　為廣大教師創造心無旁騖抓教學、專心致志辦教育的良好環境，是辦好人民滿意教育的重要保證。借助此次國家全面為教師減負的東風，政府部門和社會各方都應從長遠和未來計，把中小學教師從過多、過濫的社會性事務和各種檢查、評比、考核中解脫出來。廣大教師輕裝上陣、全身心投入教育教學的主責主業，不僅是億萬中小學生茁壯成長之福，也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長遠未來。

　　(作者南平，原載《南京日報》，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