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關于北京西城學區房的文章在教育界引發廣泛關注。經查發現，該文系某房地產公司哄抬學區房價格的營銷手段。相關人員雖已被嚴厲處罰，但該文所傳播的“渣校”概念及其不良影響仍需要引起警惕。查詢可見，“渣校”概念并不新鮮也不鮮見，相似的還有“菜校”“坑校”，均是對區域內較薄弱學校的俗稱，常見于各種小升初論壇和網站。只不過，“渣校”的侮辱性和貶抑性更為強烈也更有沖擊力。此類概念雖名稱不同、破壞力不等，但同屬污名學校的社會現象。

　　概念蘊含并表達著情感。中性詞“薄弱學校”緣何成為貶義詞“渣校”?改革開放40多年來，人民群眾對教育的訴求從“有學上”轉向了“上好學”，但優質教育資源總是稀缺的，相對意義上的“薄弱學校”總是存在的。為滿足人民群眾對優質教育資源的訴求，國家和地方政府不斷探索改革措施，頒布相關政策以改進薄弱學校。但改革具有復雜性、滯后性、周期性甚至反復性，其效果呈現與人民群眾對優質教育的急切盼望相比，常常顯得比較緩慢。換言之，我們必須承認，人民群眾的教育期待與政府不斷改造薄弱學校的行動之間還存在著一定距離。這種距離既是客觀的也是歷史的，相信隨著改革的持續推進，該距離會越來越小。但是，在資本的曲意解讀和刻意引領之下，正在改進路上的“薄弱學校”卻被冠以“渣校”之名，并通過網絡流傳開來，本就有心理落差的家長們被“渣校”之名刺痛了眼睛、刺激了神經，來不及等待也來不及思考便接受了這一概念，進而做出相應的教育決策。

　　正如社會學研究所發現的，污名化在任何一個社會領域都是非正義的。在“污名化”現象中，污名施加者表面弘揚公意,實則包藏私心。污名承受者不僅遭受著外在侮辱、刻板印象、身份歧視等公眾污名，更承受著羞愧、自我低評、自我貶損、自我低效能等自我污名。在雙方主體之外，還存在著大量的第三方——污名圍觀者，正是他們的存在，使得污名化現象有了真正的傷害力。因為，對污名施加者而言，污名承受者只是他們施加污名行為的中介，其最終企圖在于改變污名圍觀者的認知，進而引導其行為。

　　在污名學校的行為中，以不良房地產商或培訓機構為代表的一方，正是通過將某些學校命名為“渣校”“坑校”“菜校”，貶低學校的教育質量，以此實現高價兜售房屋和課程的目的。在這個過程中，首當其沖的是那些正在努力改革以提高學校育人質量的、奮進中的“薄弱學校”。在如此社會文化之下，那些被污名的學校及其中的教育工作者，他們奮進的動力和勇氣極可能在污名化過程中消減，其所思或許更多地在于如何逃離這所學校。

　　受到傷害的還有政府苦心推行的相關教育政策。分析各種污名化學校的文本可以發現，所謂“渣校”主要是在升學和分數上落后于其他學校，其在立德樹人這一根本任務方面并無不當，甚至在關愛每一個孩子、為每一個孩子提供信心和希望等方面做得更好。這樣的學校何渣之有?名以“渣校”，又何嘗不是以分數意義上的“智育”取代“五育并舉”呢?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的政策努力、薄弱學校改進的相關政策，也因“渣校”流行而受到質疑和阻滯。

　　最后，學生及其家長是污名學校現象的最終埋單人。為了逃離所謂“渣校”，他們斥巨資以換房子來擇校，最終卻可能竹籃打水一場空。對孩子們而言，“渣校生”的身份讓他們背負了不必要的心理負擔。而不良資本方則成為唯一的受益方。長遠來看，污名學校的現象之下，沒有一方不是受害者。

　　消除污名學校的現象，不僅是還學校應有的尊嚴，還是弘揚尊師重教的精神，更是構建良好教育生態的舉措。社會學派將污名歸結為權力差異，那么消除污名就需要消解污名施加者的權力。鑒于污名學校現象主要發生在網絡上，因此可通過網絡語言的教育性審查制度來抑制污名話語權的濫用。政治學則開出了賦權的藥方，鼓勵污名承受者自我認同、自我表達，建立自主組織，以此來發聲，不做沉默的大多數。認知理論則指出要提高污名圍觀者的理性認知和價值判斷能力，對此可通過教育科普提高家長的教育素養，普及國家教育改革的政策精神與具體規定，從而構建風清氣正的教育話語體系。

　　(作者系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基礎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