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有力的經費投入是教育事業改革發展的根本性保障。堅持教育事業的公益屬性和政府投入的主體地位，是世界各國的普遍價值遵循和制度安排。相應地，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占GDP的比例，一直是國際上衡量教育經費投入保障水平，尤其是政府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提出4%目標以來，其在政策決策層面的確定和實現的過程，持續不斷地受到社會各界的極大關注。

　　從1988年原國家教委組建的經費研討組建議“2000年應達到4%”，到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首次正式提出“本世紀末達到百分之四”，到2001年教育“十五”計劃第二次提出“到2005年達到4%”，到2006年《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三次提出“逐步達到4%”，再到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第四次提出“2012年達到4%”，可見這是一個很漫長的艱難歷程。當2020年實現4.3%這一比例時，再次引發關注。而且，一個重要的關注點就在于“連續九年”。

　　這種關注有其特殊的含義，一方面在于社會各界對政府財政努力投入教育的認可，另一方面體現了關注者對這一目標持久性的期待。2012年目標的實現，作為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是通過不懈努力達到的，采取了一系列的辦法和舉措。但之后的各年份，雖然都保持在4%以上，并且教育經費總投入從2013年突破3萬億以上規模逐年增長到2017年的4.26萬億再到2019年突破5萬億，但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比例總體上在波動中呈下滑趨勢，2018和2019兩年下降到百分之四點零幾的水平。在經濟增速放緩和財政收支面臨挑戰的背景下，突發的疫情進一步加劇了經濟社會的不確定性風險，2020年乃至未來的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4%的目標能否實現，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會高度關注。

　　2020年的4.22%這個數值，從財政性教育經費總量增長的可能性意義上講，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就在于其帶給人們的巨大信心及其所蘊含的希望，給教育經費投入的保證創造了積極的想象空間，也彰顯了政府在切實推動教育優先發展中的堅定意志。

　　當然，4%是一個宏觀層面的整體性指標，是在特定歷史時期提出來的。但其背后涉及國家總體上的比例計算和分省乃至以下層級政府的比例計算問題，還涉及多個層面的教育經費結構問題。進一步講，就是存在著局部意義上的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地方不均衡，存在著包括財政性投入在內的經費來源結構、經費在各級各類教育中的分配結構、經費在硬件和軟件建設中的支出結構等問題。應該說，隨著教育領域改革的持續深化，尤其是國家財稅體制改革的推進，方方面面都發生著持續的優化和改進。但隨著教育現代化的加快推進，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以教育強國引領和推動現代化強國建設，教育經費投入面臨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戰。一個深層次的迫切性問題，就是如何通過改革創新全面提升教育經費的使用效益。

　　對此，筆者提出三點建議，一是堅持財政性教育投入的主體地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應當逐步提高的規定，以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占GDP更高的比例和更明確的目標實現機制，約束和激勵各級政府公共財政的教育投入。二是堅持發揮市場機制對于社會資金在教育領域的配置，有針對性地引導社會資金進入特定類型教育的特定領域和環節，激發微觀主體的活力，形成多元化的非財政性教育經費補充格局。三是系統推進教育經費的結構性優化。加強公共財政對學前教育和鄉村教育的傾斜性保障。側重對以教師為核心的教育軟實力提升加大投入，整體推動學校內涵建設。以重大項目為抓手，著重對服務國家重大戰略實施的相關教育領域加大投入，強化人才培養、科技創新和智力支持。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員、教育政策與財政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