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北大博士考取城管”的新聞引發熱議。北京市朝陽區公布了2022年公考擬錄用人員名單，名單顯示，超過三分之二的擬錄取人員學歷在碩士以上，而且大多都來自名校，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外交學院等。其中，朝陽區某街道的城市管理執法崗的錄用人員為一名北大博士。如何看待這種現象，我們推出本期“聚焦”，敬請關注。

　　看見“考公熱”背后的理性考量

　　木亦

　　這么高的學歷，卻去了那么“低”的崗位，而且還是專業要求不高的崗位，所學非所用，總是容易引發輿論爭議。

　　如何看待這種情況，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視角，結論各異。有人認為，這些名校碩博士作為高層次專業人才，是國家的寶貴財富。他們選擇街道辦，從事城管等基層管理類崗位，而不是從事更具創新性的工作，是人力資源的錯配，是大材小用。如果這種情況普遍，甚至還可能影響國家高科技戰略。也有人認為，在就業形勢嚴峻的情況下，求穩心態比較普遍，追求進入體制內，是個人的職業選擇自由，無可厚非。雖然教育經歷出眾，但是每個人的稟賦、興趣各異，個人的選擇應該被尊重。一個人，也許讀了理工科的博士，但選擇讀博并不一定是為了學術追求，畢業后非讓他進入科研院所進行科學研究也不一定能夠產出重大成果，同樣是種資源錯配。

　　評判這些觀點，我們需要認同一些基本共識。

　　職業無貴賤之分，有人在科研院所攻克“卡脖子”技術，有人在街道服務社會民生，崗位雖然不同，但都是個人價值的實現方式。

　　高等教育的普及，高學歷人才供給愈發充分。雖然對一些崗位來說，尖端人才供不應求的情況將存在，但高學歷人才供需總體形勢正發生深刻變化，供不應求在向供過于求轉變，碩博士學歷的稀缺性確實在降低。一個開放的社會，也為每個人提供了愈加豐富、多元的選擇，這必然會導致高學歷人才的“低就”現象越來越普遍。這種狀況也許不是最理想的，但卻是個人選擇、社會需求共同形塑的結果。

　　從現實來看，學歷越高、就業方向就越窄，專業對口的可能性就會下降，如果不能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那么退而求其次選擇專業要求較寬的基層管理崗位，獲得一份體面而又穩定有保障的工作，就會成為一些人在就業形勢嚴峻背景下的一種理性選擇。這背后實際上是一雙無形的大手在發揮作用。說到底，這些高學歷人才的選擇背后肯定有自己的理性考量。

　　如果我們認同上述觀點，那么在討論這一話題時，也就更容易達成共識。個人的就業選擇，是個人就業競爭力、就業志向、就業觀念與態度以及大的就業環境等多重因素共同影響的結果。個體選擇或許不符合公眾和社會的期待，但作為非利益相關者，更多還是應該尊重這種多元選擇。

　　當然，我們也不應該被“高才低就”的表象所迷惑。比如，一些高學歷者選擇街道基層崗位，但并不意味著無法發揮所長。深圳市南山區粵海街道辦曾因為招錄了一批名校碩博生而受到關注。但別忘了，該街道轄區內有華為、大疆、中興等知名企業，這些企業的產值可能比一些省市高。優化營商環境、服務好區域內的企業，需要優秀人才，而優秀人才進入這樣的環境也能獲得更好的職業發展。這其實也是一種人盡其才，而非人才浪費。

　　更值得關注的是就業心態和就業選擇背后的就業生態問題，即如何營造一個更良好的就業生態，引導畢業生們作出最大化平衡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選擇。讓愛冒險的人敢冒險，愿拼搏的人敢拼搏，想創新的人能創新，就顯得尤為重要。這才是扭轉社會就業偏好，破除求穩心態，提升國家的創新能力與創造力，使人人盡其才、社會充滿活力的關鍵。（作者系媒體評論員）

　　為青年提供開闊的發展空間

　　梁昱娟

　　這樣的新聞并非首例。此前，“浙江理工大學碩士發Nature論文回家當公務員”“行星地質學博士報考社區干事”等新聞也曾登上熱搜。這些新聞都反映了一個現象——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高校畢業生將公務員、事業編制作為職業選擇，“考公熱”“考編熱”不斷升溫。近年來，公務員報考人數逐年增加。根據清華大學2021年發布的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清華學子去往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的占比分別為15.8%、30.3%、23.8%，合計占比為69.9%，也就是說，約70%的清華畢業生選擇進入體制內。

　　從個體來看，畢業生的職業選擇是個人自由，職業也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在很多人看來，城管工作并沒有什么技術含量，也不需要多少知識儲備，北大博士去當城管，是人才的浪費。事實上，基層崗位在解決群眾困難、規范城市秩序、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高學歷人才的加入，有助于基層管理深化改革、基層治理現代化，對整個行業的提升大有裨益。但目前，體制內崗位成為高學歷人才的主流選擇，不僅容易導致人才錯配，其背后的原因也值得深思，這一現象應當被社會重視。

　　受當前經濟形勢影響，更多大學生傾向選擇體制內崗位。近幾年，疫情對經濟的沖擊很大，而且這一負面影響在短期內也難以很快消除。疫情之下，市場的不確定性增加，不少互聯網企業面臨較大的經營壓力。近年來出現的“996”“變相裁員”等現象，也讓求職者看到了這些崗位高壓、高風險的一面。相比之下，體制內的工作收入相對穩定，因此受到越來越多畢業生的青睞。

　　然而，當一個社會中的高學歷人才在就業中更多地將安全感作為首要考慮因素時，整個社會的活力與創新力可能會受到抑制。以往，考上名校、獲取高學歷，意味著能夠更好地發揮自身才華，在某一領域推動社會進步。而如今，當越來越多的高校畢業生在“考公”的賽道上嚴重內卷、為了一個基層崗位激烈競爭時，我們也需要反思和調整當下的人才培養方式、價值評價體系。比如，一些用人單位在招聘過程中存在的唯學歷、唯名校傾向。又比如，科研崗位待遇不佳，生活工作壓力大導致高學歷人才轉向他處。

　　熱衷“考公”“考編”的選擇背后有生存的無奈，更有就業形勢變化帶來的影響。一方面，政府應改善就業環境，鼓勵創新創業，提升硬核科技行業的吸引力，解除青年科技人員后顧之憂，為青年人提供更加自由、開闊、多元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青春正好、朝氣蓬勃的年輕人也應把目光看得更遠。（作者系本報記者）